[摘要] 一入夜，解放桥西侧的江边观景平台上就有人摆好音响设备，开始持续整晚露天卡拉OK。嘹亮的歌声穿过空旷的江面，却让住在东江路的多户居民不堪其扰。
一入夜，解放桥西侧的江边观景平台上就有人摆好音响设备，开始持续整晚露天卡拉OK。嘹亮的歌声穿过空旷的江面，却让住在东江路的多户居民不堪其扰。
在邻居们的忍气吞声中，刚搬来的居民周义决定寻求解决。“除了噪音扰民，这个露天卡拉OK还是无证经营、占用公共用地，无论哪一点都站不住脚。”开始时，周义对自己的投诉是信心满满。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看似简单的一件噪音投诉，竟然在各个相关部门之间开始了一段“太极”处理，为何会这样?周义搞不懂。
“110”管不住噪音
9月1日晚上8点10分，解放桥西侧河堤下已经聚拢不少散步的市民。一位50来岁的中年男子搬来一套音响设备，在观景平台摆上十来个塑料凳，布置好场地。音响设备一开，就有人拿起话筒开唱。10元3首歌的价格经济实惠，顿时吸引不少人前来一展歌喉。
嘹亮的歌声穿过空旷的江面，让家住东江路9号的周义感到愤怒。
周义家住在3楼，房子紧挨漓江。此时，歌声与楼下马路的噪杂声混在一起，还不算突兀。晚上10点半过后，周围寂静起来，歌声就开始直钻耳朵。周义不得不把电视音量调高几格。去年入住时安装的中空隔音玻璃，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从今年7月开始，只要不下雨，对面每天晚上准时开唱，一首接一首，让人根本睡不着。”周义不得不把睡觉时间从原来的11点推迟到凌晨1点左右，因为那时露天卡拉OK才收摊。
时间一久，周义两口子都养成习惯：歌声间隔中不禁嘀咕，下一首唱什么，会是个什么样的声音。“邓丽君的歌也还好，如果是跑调的《走西口》、《青藏高原》，听着就是折磨。”让周义心烦的是，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周末回家，晚上被吵得写不下作业。
忍受一个星期后，周义找到露天卡拉OK的老板，希望夜深后音量能开小一些，还把老板带到自家楼下试听。“刚开始，老板把音量关小了点，但隔天又恢复原样。后来再找老板，态度依然客气，但就是没当回事。”
几次以后，周义放弃沟通解决的希望，开始求助于110。
每次报警后，就会有警员给周义打去电话询问具体情况，立即到现场处理。“警察一出马，立即见效，对面的声音马上就小下来了。”周义说，但到了隔天，又恢复原样，他只能再次拨打110。
就这样，周义和家人为这事一次又一次报警，但效果也仅局限在出警的那个晚上。
“有些民警出警的次数多，一听电话就知道是我。”据周义说，有位民警接了他的警有四五次。有一天，这位民警劝诫完露天卡拉Ok老板后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不要再为此事报警。“民警说，这事他们管不了，应该找城管和环保局。”
同住在东江路9号楼的梁大姐告诉记者，实际上，这个露天卡拉Ok去年就开始营业了，楼里的居民也到处去投诉，但结果很令人灰心。
“噪音扰民，无证经营、占用公共用地，无论哪一点都站不住脚，我就不信没人管。”周义决定亲自试试。
辗转投诉不能处理
7月底，周义把露天卡拉Ok噪音扰民的情况写成一份书面材料，开始向职能部门寻求彻底的解决。
这份投诉材料的站，是位于西凤路的秀峰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周义告诉记者，秀峰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一位负责人告诉他，该大队的辖区以滨江路为边界，江堤及以下属于漓江风景名胜区，从露天卡拉Ok的位置来看，应归市漓江风景名胜区执法监察支队管理。“这位负责人当着我们的面给漓江风景名胜区执法监察支队的一位队长打去电话，核证了这一辖区划分。”周义说。
随后，这份投诉材料来到第二站———位于西山路的市漓江风景名胜区执法监察支队办公室。恰巧刚才接电话的那位队长外出执法，书面材料交到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手中。
2个星期后，他接到市漓江风景名胜区执法监察支队一位工作人员的回电。“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十来天前就有队员去处理了这事，露天卡拉Ok老板向工作人员承诺不再继续。”
“可这两个星期，江对面的歌声就一直没停过。”周义说，追问之下，这位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没有处罚依据，他们并不能没收音响设备，且巡查工作人员晚上8点就下班，难以管理。
在这位工作人员的建议下，这份投诉材料来到第三站———位于中山南路的市环保局。
周义说，3楼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看完材料后向他解释：办了证的娱乐场所归环保部门管，没有办证的临时摊位归城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管，并向他出示了2013年7月起施行的《桂林市城市管理暂行规定》。《桂林市城市管理暂行规定》的第二章第十条显示：市公安机关对社会生活噪音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就这样，这份投诉材料附带着一份《桂林市城市管理暂行规定》，来到第四站———位于中隐路的市公安局秀峰分局。
“负责接待信访的一位警官告诉我，这种噪音扰民的事处理起来很难，让我等消息。”周义说，三四天后，他接到这位警官的电话，被告知：警方难以处理，再被噪音骚扰，只能继续拨打110报警。
无奈之下，周义拨打了市长热线，并在市长热线的建议下来到第五站———位于三多路的市公安局。
周义说，这次接待他的一位工作人员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指着相关条款说，虽然有明文规定公安可以对噪音扰民进行处罚，但没有专业设备检测，实际上难以处理。
“这位负责人建议，由我让环保部门出具噪声鉴定报告，或者直接找环保部门与公安一起联合执法。可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有能力指挥职能部门?更别提要组织联合执法了。”面对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周义感到“身心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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