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桂林城池东墙曾有景观名楼“逍遥楼”及“湘南楼”，千年来历经重修，始终是文人骚客题咏的对象，是桂林古城文明的象征。
唐代桂林城池东墙曾有景观名楼“逍遥楼”及“湘南楼”，千年来历经重修，始终是文人骚客题咏的对象，是桂林古城文明的象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明代以来，关于唐代逍遥楼与宋代湘南楼的并列关系，在史料中被长期误读为因袭关系。本文以翔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明确了两座历史名楼的准确位置与并列关系。
2015年，桂林市政府接受笔者倡议，在唐代逍遥楼、湘南楼遗址附近，重新规划，以重建逍遥楼为载体，仿古建筑为形式，合二为一，再现历史名楼的文化风采。本文在明确了两座历史名楼的准确位置与并列关系的基础上，针对桂林市政府重建逍遥楼项目，就古代名楼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生活的问题，从文化、建筑、景观、名片、艺术、文学、哲学等角度，阐述逍遥楼重建的价值意义和必要性，探讨历史名楼重建后的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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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谜团
景观名楼是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楼阁建设的初旨，无外乎见证历史事件，弘扬盛世政绩，或镇妖伏魔、供神奉佛等。传统建筑以砖木为主，难以维系千年，随着历史时光淘洗，大多数楼阁都失落于历史尘埃中，终能在人们心中屹立不倒，历代重建的楼阁屈指可数，其中又以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为出名，并称“中国三大名楼”。三大名楼之所以传世永续，都是因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做支撑。黄鹤楼因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一诗成就名楼地位。岳阳楼有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人侧目。“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以王勃一篇《滕王阁序》获得二十九次重建。
桂林逍遥楼，始建于唐初，历代均有重建。即便在坍塌后仅存废墟的年代，仍不断有人前来寻访凭吊，皆因楷体书圣颜真卿题写楼名而名扬天下。
然而，现存唐代“逍遥楼”(重刻)碑的背面，刻有宋代《湘南楼记》全文，导致后世在解读古迹时产生严重分歧，一个谜团困扰千年———逍遥楼与湘南楼，究竟是一楼两名还是双楼并列?
逍遥楼的兴建
唐武德四年(621)，岭南道抚慰大使兼桂州总管李靖主持扩建桂林城垣;唐景云二年(711)，诗人宋之问被贬桂州，作有《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及《登逍遥楼》两首诗歌传世。由此可知桂林子城东墙兴建了景观阁楼“逍遥楼”，逍遥楼建设时间在公元621—711年之间;大历丁巳(777)，颜真卿题“逍遥楼”榜书落户桂林，引发后世千年各地文人对桂林逍遥楼的向往。
唐光化二年(899)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记载：“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此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周回六七里。”首次详细记录逍遥楼相对准确的位置，在今桂林市区滨江路北段解放桥与伏波山之间。
宋代，逍遥楼依旧巍峨于原址，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逍遥楼，在州城东角上。”
宋咸淳六年(1270)静江府城建设完工之后，经略使胡颖将竣工图刻于鹦鹉山南麓山崖，即《静江府城池图》，逍遥楼形象被描绘在城图上，位于东江门与行春门之间城垣马面上。
湘南楼与东楼
宋崇宁元年(1102)桂州经略安抚使程节在桂州城垣东门上建“湘南楼”，李彦弼作《湘南楼记》记载了修楼经过，明确指出：“阅岁滋久，城东之门，柱欹缀颓，栋桷腐挠，卑陬褊迫，甚非所以为边庭壮观也，公迺因旧基而鼎新之。……下拔峻墉上耸丽譙……昔之赋客诗人咸指桂林为湘水之南，尝试以湘南命焉。”“城东之门”，应当是唐武德四年(621)李靖修建之桂林子城的东江门，当年东江门上曾有城楼名为“东楼”。唐代于邵作有《宴东楼序》。
南宋乾道九年至十一年(1173—1175)，范成大出任广西经略使，作有《逍遥楼席上赠张邦达教授》，称“浮生聚散如风雨，同倚东楼岂偶然”，指出逍遥楼与东楼的并列关系。同时，他还另著有《桂林中秋赋》，描述了他登上湘南楼的感受：“乾道癸巳(1173)中秋，湘南楼月色甚佳，病起不觞客，又祈雨，蔬食清坐……登湘南以独夜兮，挹訾洲之横烟……”从观景方位看，湘南楼更贴近訾家洲。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广南制置使李曾伯，修筑静江府城池，工程重点是修筑城墙和壕河，此时据北宋崇宁元年(1102)湘南楼始建已过去一个半世纪。李曾伯因“东城湘南楼韧于崇宁之壬午，迨今百五十有八，禩中间支倾補坏，历时厥栋桡廩，廩将覆压……”于是启动了重建工程，竣工后，作《重建湘南楼记》，文中强调，重建湘南楼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自宋崇宁元年(1102)湘南楼重建以来，木质建筑架构已经崩塌，二是“静江军楼前经帅增高倍壮，而湘南对峙，颓阘弗称瞻望系焉?不容置而弗为。”———与湘南楼对峙的“静江军楼”经过前任经略使重修，体量已“增高倍壮”，按《静江府城池图》标示，东江门西向直线正对者夹城内墙一座门楼，城图标注为“静江军”。“东江门”与“静江军”建筑恰好东西对峙。“东江门”上城楼虽没标注名称，但与《重建湘南楼记》描述的湘南楼位置完全一致。
方信孺留下悬念
除《重建湘南楼记》外，李曾伯还有《湘南楼落成和林书记韵》《登湘南楼和方孚若韵》《登逍遥楼和方孚若韵》等诗传世。
方孚若，南宋名臣方信孺(1177-1223)的表字。方为官“治盗有异绩，以口舌折强敌”著称，曾在桂林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擅长书法诗词。在桂林留下不少摩崖石刻作品，据统计方信孺在桂林留存石刻24件，号称桂林石刻人，他钟情于桂林山水，为传承发展桂林历史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方信孺于“宋嘉定六年(1213)任职桂林，在桂六年”，比李曾伯早到桂林45年。方信孺在桂林留下不少诗文，遗憾的是，他题湘南楼的原诗已经轶失，给历史留下一个重重的悬念。
以上可见，在南宋85年间，因范成大、方信孺、李曾伯等人都既作有逍遥楼诗又同时作有湘南楼诗造成的谜团，是否表明了当时两楼俱在?抑或是一楼两名?下文我们还会谈到清嘉庆七年(1802)的《临桂县志》亦据此置疑。
误会的产生
明万历十五至十六年(1587—1588)间，邑人张鸣凤奉时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旨意编撰《桂故》一卷，记载宋及宋之前发生在桂林的先政先贤事迹和摩崖诗文游客题名。书中阐述了逍遥楼与湘南楼的关系：“程邻字钦之，鄱阳人也，父节绍圣间帅桂，缮修逍遥楼，更名曰湘南。”误会湘南楼是由逍遥楼更名而来。加之李彦弼作《湘南楼记》全文阴刻于现存“逍遥楼”碑背面。以至于清代各版《广西通志》《临桂县志》、史料笔记，均沿袭此误读。如清人《漓江杂记》：“逍遥楼在桂林府东城上，下枕漓水，面挹尧山。大历丁巳，颜真卿题曰逍遥楼。宋绍圣间，程节改名曰湘南。”
清嘉庆七年(1802)的《临桂县志》有同时收录逍遥楼、湘南楼两条目，并提出质疑：“案二楼俱在东城，李记并未明言系逍遥楼改建湘南，既建于崇宁，而范成大尚有‘逍遥楼’诗。疑非一地。惟《湘南楼记》刻于逍遥楼碑之阳，然亦不辨颜碑(指颜真卿‘逍遥楼’三字碑)刻于何时。今姑从金通志而少别之。”
1979年，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桂林石刻》载李彦弼《湘南楼记》全文，文后说明道：“石刻于《逍遥楼》碑阴。高六尺，真书径八分。崇宁元年壬午，公元一一○二年。”同样“亦不辨碑刻于何时”。且与县志“刻于逍遥楼碑之阳”之说相左，另据同一本《桂林石刻》载《颜真卿榜书》条称：“碑原在行春门城上逍遥楼中，高六尺五寸，宽三尺，真书径一尺八寸五分……抗日战争期间迁至普陀山前，后碑面被铲，1972年据旧拓重刊。”而现存《湘南楼记》碑未说明是重刻还是原件，于是乎留下一桩悬案。
2013年，秦冬发在《桂林日报》发表《“逍遥楼”与“湘南楼”释疑》一文，结合樊平的文章《从诗文视角辨析古桂林之“逍遥楼”与“湘南楼”》，对“湘南楼即是逍遥楼”一说提出质疑，文章依据古代文人留下的史志、游记、诗词，运用逻辑分析，抽丝剥茧，得出了两楼为并列关系而非因袭关系的结论，虽推断合理，却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事实上，历史上逍遥楼、湘南楼几经兴废，曾留有目击证明，足以证明“湘南楼即是逍遥楼”属谬误。
浴火重生
质疑暂且搁置一旁，先看看逍遥楼的后世兴衰。
南宋李曾伯完成重建湘南楼工程之后，便因遭到权臣贾似道迫害，身陷囹圄。“湘南楼”的名称也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南宋咸淳八年(1272)历经四任经略使，历时14年的静江府城池全面竣工。桂林城仅仅享受了五年的安宁，南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1277年1月11日)蒙古大军的铁蹄踏进广西，“元军接连攻破静江府外城和内城，守将马暨与部属均被屠杀。娄钤辖集合残部250人，守月城10余日，力竭，拥炮自爆，城区一片焦土。”
战争结束后，逍遥楼再次得到修复。元大德中(1297—1307)广西发生少数民族暴动，兵临桂林城下，知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帅田忽都不花率军抗击，击溃来犯之后，刻《广西平蛮记》于独秀峰南侧，称：“公受凯于东城逍遥楼，劳将士，第功赏。”
元代桂林城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至正十六年(1356)也儿吉尼用5000军民自北而南，自东而西，历时近四年，将原土筑或不牢的城墙全部砌成石墙。”“凡城内外，自顶至踵，皆甃以大石……城门皆建楼阁，设闉闍，其大者为逍遥楼，下各为磴道以便登陟。”
徐霞客抱憾
明初，桂林城池又得到一次大规模扩建，今桂林“两江四湖”的建设规划，即是按明初扩城的格局所作。“明洪武八年(1375)增筑南城，城池往南扩至宁远桥(今南门桥)，城区为东西狭南北长的长方形，城门十二，东有东镇门、就日门、癸水门、行春门和东江门……”
扩建后的明城墙上，保留了逍遥楼遗址。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任广西参政的福建闽侯人陈暹作《逍遥楼》诗“逍遥求故阁，临眺释前闻”。逍遥楼遗址成为文人凭吊古迹的去处。
到了明万历(1573—1620)年间，逍遥楼再次耸立在桂林东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芳出任广西巡抚，曾做《逍遥楼题诗———春日逍遥楼同王将军小集》刻于桂林虞山南麓石壁，诗中有“逍遥楼上赋逍遥，极目韶光好景饶”句证明至少在明嘉靖到万历年间，逍遥楼建筑主体再次耸立。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明代这次重建与坍毁时间留给后人，到了明末崇祯十年(1637)，旅行家徐霞客到桂林东城“登城楼，欲觅逍遥楼旧迹，已为守城百户置家于中。”徐霞客登上桂林东城城垣寻找逍遥楼，尚存部分建筑旧迹，而守城官员把自己的家安在里面，徐霞客未能进入参观。
清初废墟上
直到清代乾隆初年，逍遥楼仅存遗址。乾隆元年(1735)，查礼补广西庆远同知，途经桂林，游览逍遥楼，作《游逍遥楼》：“逍遥楼在桂林郡东城上，闲于东江行春二门之中。自东江门上百六十步至楼。楼久废，基犹存，宽六十尺，深三十二尺，北有小屋遗址立在荒烟乱草中矣。”这段文字首次明确了逍遥楼占地面积。
此后，雍正、乾隆两朝，桂林城池经历过四次维修，浩大一次工程是“清雍正三年(1725)，巡抚李绂修筑东城高2丈5尺。”雍正十二年(1734)，时任广西巡抚金鉷主修的《广西通志》以白描形胜图手法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桂林城池全貌。其中东江门形制与《静江府城池图》完全一致，均为内外双城门楼结构。外层东楼标注为三界楼，内层西楼为东江门。东江门与行春门之间，未见逍遥楼踪迹。
马秉良破解“两楼”之谜
清道光年间，逍遥楼迎来又一次重建。这次重建留下的史料解开了唐代逍遥楼与宋代湘南楼关系的谜团。
道光十六年(1836)，梁章钜出任广西巡抚兼署学政。他委派桂林地方名绅马秉良，重建了逍遥楼。
马秉良，回族。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卒于咸丰九年(1859)。“他于嘉庆、道光至咸丰年间，几次主修东门浮桥。道光九年至十一年(1829-1831)新建桂林贡院号舍三千余间，深得广西士事们赞誉和感激。因修贡院有功，清廷颁赐他六品官衔;十二年(1832)建经古书院，又重修独秀峰古迹;十四年(1834)建福婴堂于道台衙门之东;十八年(1838)于独秀峰侧重建五咏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光二十年(1840)，桂林城墙年久失修，崩塌之处甚多，他受巡抚梁章钜之委，主修桂林城墙。他想尽办法筹集资金。这时马秉良已60多岁，仍亲临工地指挥督促，光两年多时间，将旧城修复一新，为桂林人民立了一大功。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后又以年迈之躯，改建文昌阁于訾洲之南，创建得月楼象山之西，在东门城楼重建逍遥楼。”
那么，逍遥楼与湘南楼究竟是不是同一座楼呢?在这次重建工程的记录中，马秉良给出了准确答案。
马秉良在咸丰年间刊行《云谷琐录》中，记录了逍遥楼与湘南楼准确位置：
“因查东门城上有逍遥楼一座，位居巽方高耸特峙，为省会催官。旁有湘南楼一座略小，年久均废。现有颜鲁公亲书‘逍遥楼’三字大碑，又有《湘南楼记》，并前人题咏碑及元时修城碑屹立直竖。其二楼虽废，基址犹存，传闻此楼盛于唐宋而衰于明末。乾隆初年犹有见之者，兹因修城，仍其旧址重建逍遥楼，复此催官。古迹登楼四望，桂岭环城，漓江如带往来游人无不欣羡。”
后踪迹
催官，亦称“催官天星”，中国传统体系中的一套学说体系，宋代赖文俊(又称赖布衣)创。逍遥楼恰好在八卦中的“巽”位。《康熙字典》：“《韵会》：‘胫本曰股，辅下体者。’《易·说卦》：‘巽为股。’”解释：《韵会》说“股”就是身体下部的辅助性肢体。《易·说卦》说“巽”就是“股”。所以说，“巽”的意思就是“辅助”。有“催官”的作用。道光二十一年(1841)马秉良在筹备重建逍遥楼时，还发生过一场风波。清代桂林城池“前贤立局癸丁向，城东恰合辰巽方，催官在巽宜高起，合省文风关系此。古人特建逍遥楼，楼势凌空良有以。时移代异楼已倾，楼倾旧址犹未平。鲁公题楼碑尚在，更有前朝数碑存。道光辛丑修城垣，建楼复古协催官。忌者造谤因折毁，建楼人叹忌者欢。当时缙绅多隐避，袖手旁观无公议。”但是，“时有挟私嫉忌者，辄捏谤语布散流言，大宪风闻委员查勘并无干碍。”重建逍遥楼工程终于得以顺利进行。这次重修后，逍遥楼又耸立了将近半个世纪。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西通志辑要》之《省城图》上，城东仍标注有“逍遥楼”。
到了清末，已不见关于逍遥楼建筑主体结构的史料记录。但还是有相关史料中可以侧面证明逍遥楼的存在。如：清光绪十七年(1891)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载：“城东逍遥楼下祀闵子言子朱子。”又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武祥《漓江杂记》载：“江南会馆在桂林城东逍遥楼下。”
新中国成立之前，逍遥楼遗址的后记录见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桂林市指南》载：“逍遥楼，原在行春门城上，轩盈重叠，俯视山川，唐颜真卿书三大字于石，清末楼废存石碑，民国廿九年(1940)因拆城建中正桥，石碑移置于普陀山山麓。”
1940年，国民政府兴建中正桥(解放桥前身)，扩建东环路(盐行街)。拆除了东江门及行春门段逍遥楼城墙，用于建设桥墩。
从此，逍遥楼又沉寂了七十来年。
盛世复兴
2015年，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优化城市景观空间布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桂林市政府在接受笔者倡议的基础上，在广大市民支持下，经过充分论证，会同专家学者，在唐代逍遥楼、湘南楼遗址附近，重新规划，还原历史风貌，以重建逍遥楼为载体，仿古建筑为形式，合二为一，再现了桂林历史名楼的文化风采。
与众多中国古建筑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桂林逍遥楼、湘南楼早已灰飞烟灭。融合两座历史名楼的文化要素，以仿古建筑的形式重建逍遥楼，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手法相结合创造人文景观，是一项符合时代特征的合理工程。建筑是凝固的艺术。重建后的逍遥楼，借助传统建筑空间言语的表述模式，除了建筑本身所产生的使用功能的表达之外，还有对一脉相传桂林、八桂文脉的整体精神的表述存在，成为地方文化继承和交流的平台，促进关于历史、建筑、山水、诗文、旅游等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流和综合创新。
逍遥楼雄踞漓江西岸，护镇城池，畅览碧空，近处漓江影倒横流，远处青峰此起彼伏，昔日桂林老八景中，有三道美景可囊入眼帘，訾洲烟雨、东渡春澜、尧山冬雪尽收眼底。
“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是流传千古的桂林城市名片。但长期以来，此句典出难觅出处。
宋代兴建的湘南楼与逍遥楼并列与桂林城垣东墙上。宋崇宁元年(1102)重建时。因桂林位于湘江之南，是“居五岭之表，控两越之郊”的西南重镇，命名为“湘南楼”。现存“逍遥楼”碑阴的《湘南楼记》，记载了修楼经过。南宋末年修筑静江府城池，此楼再次重建，主持筑城工程的李曾伯着有《重建湘南楼记》一文，开篇便道出“桂山川，甲天下”六字。(光绪三十一年《临桂县志》改作“桂林山川甲天下”七字)长期被认为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的出处。直到1983年，宋嘉泰元年(1201)的王正功诗碑在独秀峰山麓石壁被发现，方才结束这一段千古公案。重建逍遥楼，《重建湘南楼记》碑回归历史原址，桂林城市名片在历史上曾有过的悬疑、争议成为当代佳话，增添了桂林城市名片的价值意义。
现存唐代逍遥楼遗迹为颜真卿所书“逍遥楼”石刻碑一方。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今陕西西安人，后世称其人“颜鲁公”。其书法凝重厚实、雄健有力，独创一体，称“颜体”。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逍遥楼”三个大字，笔画雄强刚劲，端庄雄伟，气势开张，是颜真卿存世书法中大的作品。颜真卿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欧阳询称“楷书四大家”，颜体字至今仍是学生习字的范本。
新逍遥楼通过对传统建筑具象模仿，不仅再现了大唐盛世的建筑的风貌，从视觉上演绎了桂林古城的文化，更由于桂林城市特有的空间形态，使之成为人们直观感受自然山水与人类生存空间和谐相融状态的佳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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